本报记者 谢佳宁 “我读过很多关于长征的书，也去过长征沿线的许多地方。”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他读过的关于长征的书，可能有几十本。书中的文字一次次带他走近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当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前行时，他发现，只有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，才会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，以及正在发生什么。 1993年至1994年间，为了解中国边远地区的改革力度，潘维廉开着面包车，花了近4个月时间，行程5万公里，足迹遍布多个省份，其中包括不少红军长征曾到达过的地方。贵州的山路给他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——道路蜿蜒，没有多少桥梁和隧道，车在山路间不断颠簸。潘维廉回忆道：“我当时就想，这里的路如今都不太好走，当年红军徒步翻过这些山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？” 今年，潘维廉跟着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纪录片摄制组重走长征路，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加真切、更加深刻的认识。翻大山、跨大河，访遗址……“让我动容的不只是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，更有此行间遇到的人向我讲述的那些往事。”潘维廉说，红军后代、沿线村民至今仍在讲述：有的家庭曾失去家中所有的儿子，有的人几十年后才找到亲人的墓地，“他们讲述的与长征相关的事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”。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，一个关于土豆的故事让他感慨不已。那时，当地群众生活贫困，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土豆，可土豆吃不完容易坏。红军队伍来到这里，几名伤员借住在老乡家养伤，他们教当地人把土豆制成粉，用九孔木漏瓢筛、下锅煮，制成后来人们口中的“红军粉”。这门手艺代代相传，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，更带动群众脱贫致富。 “长征精神如何体现？在这里，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：奋斗。长征就是奋斗最极致的形态——面对异乎寻常的艰难曲折，仍然选择走下去。”潘维廉说，走过长征路，他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也看到了长征精神。在中国一处偏远山区，他遇到一名长期在那里教书的男子。没有公路时，他背着一筐筐书，沿着狭窄的山路进山，把知识带给山里的孩子们。后来，山里修了路，男子骑上摩托车进山送知识。“大约70名当地孩子考上了大学。他把未来背上了山。”潘维廉说。 在潘维廉看来，重走长征路的另一重意义，是让他看到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。1994年走访时，中国一些偏远地区的贫困状况让潘维廉记忆深刻。“如今，当我回访1994年去过的那些地方，发现当地已经都有很好的道路，通了电，接了自来水，还有高速互联网，学校和医院条件也不差。”潘维廉说。 今年春节期间，在云南香格里拉一个只有四五百口人的村庄，潘维廉发现当地修了一条大约两米宽的水泥路，一直通到山顶“最高处的田地”。“我很疑惑，为什么这么小的村庄要费大力气修这样一条路？”潘维廉说，“后来我才明白，路修好了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村民依然能安全地上下山，方便他们种庄稼、收庄稼、照料蜜蜂等。鲜有政府会为几百个人花这么大的精力。当地政府考虑的不仅是今天，也是未来几代人的生活。” 1988年以来，潘维廉在中国驾车里程已累计达20万公里。有人称他为“中国通”，他却摇头：“中国太大，变化太快。我去同一个地方多次，可能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样。越了解，我越发现自己不知道的还很多。”如今，潘维廉已经写了近30本与中国相关的书，“我想继续学习、继续研究、继续写作，因为我希望帮助更多人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中国”。 潘维廉表示，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。“挑战永远不会结束，我们总要继续向前。”在他看来，走好新的长征路体现在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中。在非洲、拉美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，许多原本可以过着舒适生活的中国教师、医生和工程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当地解决一个个问题。这种脚踏实地、迎难而上的行动，也是在弘扬长征精神。“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，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。”潘维廉说。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6年10月23日 03 版) 特别